1938年，中共早期领导人张国焘叛逃投靠国民党。面对蒋介石和军统头子戴笠时，他信誓旦旦地夸下海口：我有办法搞垮共产党！这番豪言壮语让蒋介石喜出望外，戴笠也兴奋不已。国民党各部门立即为张国焘大开绿灯，专门成立特务机构，从各地精心挑选优秀青年特工。

张国焘随即创办特种政治训练班，将搞垮共产党五个大字作为训练班的核心宗旨。然而多年后，戴笠发现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却收效甚微，气得当面痛斥张国焘：就会说大话，一点成绩都没有！不知当时张国焘听到这番训斥，心里作何感想......

本文将详细讲述张国焘加入军统后对我党造成的危害，以及解放后其秘书黄逸公在战犯管理所的奇特遭遇。故事要从军统少将黄逸公说起，此人作为张国焘的得力助手，主要负责实施拉出来打进去的阴谋计划。

所谓拉出来打进去，就是从共产党内部策反叛徒，同时派遣军统特务打入中共组织。新中国成立后黄逸公被捕，公安机关审讯时发现此人寡言少语却心事重重，于是对他进行了重点审查......

黄逸公祖籍安徽桐城，具体出生年月已无从考证。据《沈醉回忆录——战犯所见闻》记载，黄逸公年轻时受大革命浪潮影响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当时莫斯科中山大学尚未成立，组织便派他到东方大学深造三年。由此可见，虽然无法确定其具体年龄，但黄逸公绝对是中共元老级人物——莫斯科中山大学1925年才成立，是中国革命的重要摇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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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成归国后，黄逸公最初在上海负责互济会工作。可还没等他大展拳脚，就被英租界当局逮捕入狱。三年牢狱生涯结束后，黄逸公出狱后独自在街头徘徊，试图寻找中共联络人恢复组织关系。

巧合的是，当时街上还有个叫王克全的叛徒在游荡。此人原是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，被捕后叛变投敌。戴笠派他专门在街头搜捕共产党人，为求升官发财的王克全竟指认出上百名中共党员，全部抓捕归案。

当王克全在街上认出黄逸公后，立即将其逮捕并送往南京审讯。在狱中，黄逸公很快变节投敌，向戴笠表忠心要在军统好好表现。戴笠便安排他去武汉禁烟督察处当科员，表面查禁鸦片，实则为军统走私毒品牟利，所得赃款充作蒋介石围剿红军的军费。

1938年，张国焘借祭拜黄帝陵之机叛逃投蒋。蒋介石喜出望外，张国焘则想谋个官职。但蒋介石却安排他加入军统，戴笠对这位中共叛徒寄予厚望，指望他能从内部瓦解共产党。

初来乍到的张国焘对特务工作还很生疏，戴笠需要给他配个得力助手。这时他想到了表现出色的黄逸公，便任命其为张国焘的秘书。

随后，戴笠在重庆磁器口创办特种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，自任主任，张国焘任副主任，黄逸公担任秘书。这个训练班实则是专门培养反共特务的机构。

据军统大特务沈醉回忆，张国焘将搞垮共产党作为训练班的最高目标和工作纲领。蒋介石天真地相信这位中共叛徒能大显身手；戴笠也深信不疑，经常带着张国焘出席各种宴会，接受国民党高官的吹捧。

戴笠为张国焘准备了豪华别墅，配备专车司机，生活起居照顾得无微不至。国民党高官们也对这位中共要人寄予厚望，每次见面都奉为上宾。整个国民党系统都为张国焘的工作大开绿灯。

张国焘的主要工作就是建立专门机构，按照戴笠的设想从内部瓦解共产党。训练班学员要深入学习蒋介石和毛泽东的著作，研究共产主义理论，接受专业情报训练......

摇身变成教官的张国焘亲自授课，但他显然不擅长理论教学，而年轻特务们对共产主义理论也兴趣缺缺，课堂气氛常常十分尴尬。

从权力格局看，军统实权人物有戴笠、毛人凤、沈醉等人。张国焘若想在军统站稳脚跟，必须拿出真本事。据沈醉回忆，张国焘在军统挂着少将主任的头衔，对外宣称是中将委员，实际只负责培训工作。言下之意，张国焘始终未能掌握实权。而其秘书黄逸公则担任训练班教务组长。

训练班共培养了两期学员，经过六个月培训后，被派往陕甘地区企图打入延安。每期学员都是从军统各单位精选的优等生，他们通过张国焘了解中共内部情况。

张国焘急于求成，第一批特务刚派出就迫不及待想在陕甘宁边区周边增设情报据点。黄逸公则打着搞垮共产党的旗号，亲自坐镇榆林军统站，负责联络潜伏延安的特务。

结果第一批特务要么无功而返，要么有去无回。到第二批特务行动时，延安方面早已提高警惕加强甄别。据沈醉回忆，从1940年到日本投降，张国焘训练班成功打入中共内部的特务连百分之几都不到。

几年下来，不仅没能搞垮共产党，连军统延安组也屡建屡败。整个中共总部区域内，连一部军统电台都没能架设成功。无奈之下，沈醉等人只能在洛川县拼凑出一个延安组，架设了一部名为延安的电台。

戴笠见张国焘只会纸上谈兵，对其越来越反感。起初碍于情面，只拿黄逸公出气。当发现张国焘确实毫无用处后，终于撕破脸当面怒骂：就会说大话，一点成绩都没有！

戴笠死后，军统改组为保密局，由毛人凤接管。毛人凤倒是很器重黄逸公，认为他资历老又熟悉中共情况。

1949年1月蒋介石下野，李宗仁出任代总统。但蒋介石暗中指示毛人凤，保密局实权绝不能交给李宗仁。为应付李宗仁，毛人凤让大特务徐志道另立一个影子保密局，调黄逸公任业务处长。内部称为毛记保密局和徐记保密局。

后者徒有其表，虽在南京设有机构，但保密局的关键在外勤部门，而徐记根本没有外勤力量。李宗仁将经费发给徐记，徐志道起初全数上缴毛人凤调配。但很快徐志道就想反客为主，要求毛人凤分一部分外勤机构给他。

毛人凤恼羞成怒，怀疑是黄逸公在背后挑拨离间，从此对黄怀恨在心。

当国防部撤往重庆时，黄逸公意识到大陆即将解放，请求毛人凤安排他去台湾。毛人凤不仅拒绝，反而命令他留在大陆潜伏，为将来反攻做准备。

黄逸公当然不会坐以待毙，带着家眷向西康方向逃亡。当时许多国民党中下级军官因没资格乘机去台，也纷纷逃往西康。

但四川经年战乱，山区土匪多如牛毛。川康交界处尤其匪患严重，像黄逸公这样的官员成了土匪的主要目标。土匪手段极其凶残，不论老幼妇孺，连襁褓中的婴儿都不放过，全部洗劫一空。

那些被抢的妇女，半路得到好心人给的麻袋遮体都会感动落泪。黄逸公也未能幸免，在川康交界处遭遇土匪抢劫，妻离子散，连衣服都被扒光。

土匪往往上百人集体行动，埋伏在山坡上。一旦发现有人进入山沟，就从四面八方开枪。山沟里的人吓得魂飞魄散，大多抱头趴地。土匪冲下来后，先将青壮年与老弱妇孺分开以防反抗，然后枪杀一两人杀鸡儆猴。

以黄逸公这伙人为例，他是最先被洗劫一空的。土匪用竹板抽打驱赶他立即离开。黄逸公顾不上家人，独自在山中流浪多日，直到遇见解放军先头部队，才得到衣物蔽体。

黄逸公立即自报军统少将身份。解放军根据优待俘虏政策，将他送往重庆。当时解放军在重庆设有西南军管会嘉陵大队，专门收容来自党务、行政、军队和特务系统的战俘。

初期管理较为宽松，战俘按时学习，可以回家食宿。但因有几名国民党高官逃脱，管理逐渐严格。黄逸公因级别较高，被关进白公馆监狱，与沈醉、宋希濂、王陵基等战犯同监。

我军特别重视这些特务战犯，想从他们口中查明历史悬案。例如1938年八路军总部高级参议宣侠父被害案。宣侠父积极联络各界人士反蒋抗日，表现突出，被军统特务张严佛杀害后抛尸枯井。

中共向国民党要人时，张严佛又将尸体转移掩埋...虽然最后由蒋介石出面担责，但此案成为悬案。类似案件不少，尤其是张国焘在军统的所作所为更是调查重点。

但黄逸公觉得自己很冤——训练班表现太差，没犯下什么血案。可中共方面认为必须谨慎调查，怀疑黄逸公与张国焘可能策划过重大阴谋。

黄逸公越是沉默，审讯就越严厉。更让他难堪的是，其他大特务都坦白交代，唯独他不知从何说起。中共方面误以为他在对抗审查。

据沈醉回忆，他们这些军统要犯的罪行，一辈子都交代不完。既然已成阶下囚，索性有什么说什么。以大特务徐远举为例，他知道交代一个死罪和交代全部都是死，索性把能想到的罪行全盘托出。

法官称赞沈醉等人是竹筒倒豆子，坦白彻底。沈醉不仅在重庆，在昆明就曾一次抓捕四百多人，可见其罪行累累。这些大特务在狱中还互相帮助回忆，尽可能还原历史真相。

白公馆规定不得打骂战犯，其实也无需用刑，没人会隐瞒自己的罪行。但审查到黄逸公时就尴尬了——他确实不知该交代什么，因为他的实际罪行连沈醉的千分之一都不到，主要就是协助戴笠贩毒，帮张国焘搞垮共产党。

问题是张国焘虽然口号吓人，但实际没造成什么实质性破坏。因此黄逸公面对审讯时真是有口难言，不知如何解释当年

据黄逸公交代，确实与张国焘共事多年，后来蒋介石和戴笠对他们极其不满。正是通过黄逸公和沈醉的回忆，后人才知道戴笠曾当面怒斥张国焘：就会说大话，一点成绩都没有！

战犯所工作人员问：你们'拉出来打进去'的具体实施情况？黄逸公老实交代：只策反过一个叫朱春荣的原红军团长，以及一些中下级干部，从未成功策反过高级干部。

中共更想知道张国焘和黄逸公到底安插了多少特务。黄逸公虽然老实交代，但难点在于如何让中共相信特种政治训练班确实表现糟糕？他不敢乱说，因为谎言很容易被戳穿，于是越来越沉默寡言。

加上在苏联三年的学习经历，黄逸公深知在这种情况下，宁可不说也不能乱说。据沈醉回忆，他虽然位居军统高位，但因军统实行纵的联系，也不清楚张国焘和黄逸公的具体作为。

白公馆工作人员因无法从黄逸公口中获得更多信息，评价他话少心事多。但通过大量被捕特务的交叉比对，很快查清了军统横的关系网。

仅沈醉熟识的大特务就有数百人之多，通过对照这些军统骨干的口供，逐步揭开了军统的诸多秘密。经过长期调查，对黄逸公的评价从话少心事多变为：虽无血债，但问题严重。

言下之意是罪行相对较轻，但考虑到他与张国焘的密切关系，问题性质严重。深入分析可见，黄逸公实际上并未给中共造成重大损失。

当问题全部查清后，黄逸公对沈醉说：原以为这辈子都说不清了，没想到还有机会......作为桐城人，黄逸公写得一手好字。在战犯所负责抄写黑板报时，因高度近视常漏写几行，导致其他战犯看不懂。

久而久之，有人调侃道：黄逸公得了桐城派真传，写的文章总是让人看不懂......

发布于：天津市